随着CAR-T疗法在B系血液肿瘤中的广泛应用，其在复发/难治性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R/R T-ALL/LBL）等T系肿瘤中的延伸探索也逐步展开，靶向CD7的CAR-T细胞治疗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日，国际血液学权威期刊Blood在线发表了由高博医疗集团北京高博医院、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与病理生理学系T细胞精准治疗实验室、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共同完成的供者来源CD7 CAR-T治疗儿童及成人r/r T-ALL/LBL的Ⅱ期临床研究结果，潘静、冯晓明为共同通讯作者。

此前，该合作团队已在2021年ASCO年会以口头报告形式展示Ⅰ期研究初步成果，并获评会议Highlight摘要，相关结果先后发表于J Clin Oncol（Pan et al, J Clin Oncol. 2021;39(30):3340-3351）和J Hematol Oncol（Pan et al, J Hematol Oncol. 2023;16(1):34.），受到业内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可。为进一步解读本次研究的核心成果与未来方向，本文专访研究通讯作者之一、北京高博医院潘静主任，权威呈现供者CD7 CAR-T治疗路径的最新进展与临床意义。

 

 

研究设计升级：从早期验证到证据推进

Q1：我们注意到您与合作团队本次发表的Ⅱ期临床研究设计（如主要研究终点等）有一些变化。能否请您介绍一下Ⅱ期研究的目标，以及在研究设计及方案上的更新要点。

潘静主任：本项Ⅱ期研究是在我们前期Ⅰ期研究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Ⅰ期聚焦于安全性评估，而Ⅱ期则将重点转向疗效，尤其是r/r T-ALL/LBL患者对供者来源CD7 CAR-T的真实临床获益。

我们Ⅱ期研究初始设定的主要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RR），但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入组患者合并较大体积的髓外肿瘤，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观察抗肿瘤效应。部分患者在1个月内未达CR，但随后能够达到深度缓解，尤其是需要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他们的疗效节点不能简单用“某一时间点的ORR”去评判。

因此我们根据临床实际进展，将研究终点调整为“输注后3个月的最佳总体缓解率（BOR）”。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统计参数调整，而是对供者来源CAR-T治疗路径的一种真实反映。尽管在文章投稿时受到挑战，但我们坚持保留这个“探索性”的调整过程，因为它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供者CAR-T在r/r T-ALL/LBL患者中的治疗节奏和临床决策特性。

总体而言，这项Ⅱ期研究不仅扩大了样本量，充实了循证医学证据，而且真实地呈现了供者来源CD7 CAR-T对于r/r T-ALL/LBL患者的治疗价值，为后续探索更成熟的治疗路径提供了坚实基础，推动这一策略从“探索期”进入“方案优化期”。

 

纳入边界拓展：正视“复杂病灶”挑战

Q2：与Ⅰ期研究相比，您在本次Ⅱ期研究中明显扩大了髓外病灶患者的纳入比例，这类患者传统上被认为对CAR-T反应不佳。请您谈谈为什么要在这一阶段扩大这一人群？这一选择为我们理解CD7 CAR-T的边界与挑战带来哪些新的启示？

潘静主任：我们在Ⅰ期研究中对髓外病灶患者纳入相对保守，但Ⅱ期研究中有意扩展了这类人群，特别是伴纵隔大包块、多发髓外病变的患者。这一决策源于现实临床需求——如果CAR-T疗法不能覆盖更多复杂病例，其实际临床应用价值将受限。

研究结果也提示我们，直径≥7cm的纵隔包块患者预后较差，仅靠CAR-T治疗难以在短期内清除。但正因为此，我们团队已在临床中尝试“CAR-T +局部放疗”的改良策略，以期进一步提升这类患者的临床获益，初步结果令人鼓舞，相关研究已进入总结阶段。

我始终认为，真实世界中T系肿瘤患者病灶异质性很大，我们必须正面迎战这些“绕不开”的复杂病灶，如果单靠CAR-T不能带来很好的疗效，应该积极去寻找更合适的干预方式。

 

疗效与风险并存：CAR-T的现实轮廓

Q3：总体而言，您如何评价这项Ⅱ期研究在疗效与安全性方面的主要发现？有哪些观察结果是您个人最为看重或认为在国际上具有前沿价值的亮点？

潘静主任：供者来源CD7 CAR-T在本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早期疗效——89%的患者在3个月内获得了部分缓解及以上的最佳总体缓解，与Ⅰ期结果相吻合。

此外，我们观察到一些具有国际前沿价值的重要现象。第一，输注30天后仍存在感染的风险。个别患者在缓解后出现T细胞功能缺陷的状态，可能存在重症感染的风险。针对此发现，我们已经在临床策略中作出改良：应用CD7-KO淋巴细胞输注，以期帮助这类患者的血象与免疫系统更快恢复，降低感染风险。

第二，髓外大包块患者的“治疗阈值”问题。大体积的纵隔包块仍是疗效瓶颈，单靠CAR-T可能远远不够，需要考虑放疗去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

第三，部分患者即使CAR-T治疗有效、移植后未复发，仍因免疫失衡死于非复发事件。如何很好地去控制CAR-T的“开关”，这个问题目前还未能完全解决。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移植阶段更换供者，以期终止CAR-T活性，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

 

免疫生态干预：CAR-T之后的“第二道防线”

Q4：除了在CD7 CAR-T主路径上不断推进，您还启动了CD7-KO淋巴细胞输注研究，尝试进一步改善这类患者CAR-T治疗后的免疫生态。可否分享相关的研究心得。此外，这种“CAR-T+免疫支持”模式是否有可能成为未来细胞治疗的主流趋势？

潘静主任：CD7-KO淋巴细胞输注主要用于CAR-T后免疫重建滞后期的支持干预，尤其是在第30天左右T/NK细胞仍未恢复、感染风险升高时使用。

我们的经验表明，一方面，这类细胞在体内中位持续15–21天，明显优于传统DLI（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其对控制病毒感染（如新冠相关脑炎）具有积极作用。

不过我认为，这一方案仍属“过渡策略”。未来如能开发出具备“可调开关”结构的新一代CAR-T产品，这类外源支持性治疗可能将被取代。我们的基础研究团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未来方向：更安全、更可控、更智慧的CAR-T

Q5：作为目前全球在CD7 CAR-T领域工作最系统、最前沿的研究者之一，展望未来，您认为CD7 CAR-T或T细胞免疫疗法要真正服务T系血液肿瘤患者群体，其核心突破方向会集中在哪些方面？

潘静主任：首先是安全性。尽管目前CD7与CD5靶点的产品在细胞因子风暴与神经毒性方面已基本可控，但细胞毒性、尤其是长期造血抑制，依旧是问题核心，CAR-T产品这方面的安全性优化仍是未来的重要方向。

此外，CAR-T产品实现“智能控制”也很关键。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可控的“开关结构”，以适应不同阶段的临床需求，在感染风险升高时关闭CAR-T活性，在复发风险升高时重新激活，我们希望通过结构设计解决这一痛点。相信随着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不断融合，CAR-T在安全性、可控性与功能优化等关键问题上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真正为T系肿瘤患者带来长期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