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博医疗集团刘华颖主任,就TDH平台的核心优势、桥接时机把控、脐血免疫调控机制以及整合治疗的未来方向进行解读。
Q1您有两项研究分别聚焦于“TCRαβ-T细胞清除移植(TDH)”,并结合了“CAR-T桥接”和“乘客脐血”两种不同的增强策略。能否请您首先概括一下,为什么选择TDH作为核心移植平台来治疗难治复发性白血病患者?
刘华颖主任:之所以将 TDH 作为核心移植平台,源于我们在临床中始终要面对的三大关键问题——感染、GVHD(移植物抗宿主病)与复发。
在半相合移植领域,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类代表性体系:以 ATG 为核心的“北京方案”、以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为基础的“美国方案”,以及以 TCRαβ 体外清除为核心的“欧洲方案”。我们中心采用的正是第三类,即 TCRαβ 体外清除技术(TDH)。
TDH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免疫磁珠分选进行体外 TCRαβ-T 细胞去除。由于 GVHD 的发生主要由 TCRαβ-T 细胞介导,TDH 可实现 90% 以上的清除率,从而显著降低急、慢性 GVHD 风险,使部分患者移植后无需或仅需极少量 GVHD 预防治疗。
同时,TDH 平台通常能够获得较高剂量的 CD34⁺ 造血干细胞,因此造血重建更快: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植入时间更短,这有助于降低感染发生率,减少血制品输注,降低出血相关并发症(如出血性膀胱炎)风险。
在复发控制方面,TDH 并非“完全去 T”,其在去除 TCRαβ-T 细胞的同时,可保留 NK 细胞与 γδ T 细胞等效应细胞,增强抗病毒及抗白血病免疫。我们也尽量减少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以促进免疫重建并维持 GVL(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
综合来看,TDH 平台在解决感染、GVHD 与复发这三大难题方面具备结构性优势,因此成为我们治疗复发难治白血病的重要基础平台。
Q2在关于“CAR-T桥接移植”的研究中,您提到移植前通过CAR-T治疗使患者达到MRD阴性至关重要。能否请您分享一下,从CAR-T输注到移植“桥接”阶段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和成功关键是什么?
刘华颖主任:近年来,CAR-T桥接TDH逐渐成为治疗复发难治急性白血病的重要策略。相较于单纯依赖CAR-T获得长期缓解,目前更强调通过CAR-T实现疾病控制后,及时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以获得更持久的无病生存。
在这一过程中,移植时机的把控至关重要。桥接移植前,需要确保CAR-T相关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以及感染等。在患者整体状态恢复良好的前提下,应尽早实施移植。
基于中心长期临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40余天通常是较为合适的桥接窗口期。但不同疾病类型存在差异:T-ALL患者在接受CD7 CAR-T治疗后,免疫及造血重建相对困难,因此桥接时间往往需要提前;B-ALL患者的桥接时间相对可延后一些。总体而言,在3个月内完成桥接移植更为理想,具体仍需结合患者个体状况综合判断。
另一个关键在于,移植前应尽可能维持CAR-T的功能活性,使患者处于MRD缓解状态,这对实现长期无病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桥接阶段的主要挑战在于感染管理以及CRS、ICANS等并发症的规范处理,为顺利移植创造条件。
Q3在关于“乘客脐血”的研究中,创新性地在移植前后各输注一次脐带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种设计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从您的研究结果看,这种“双次输注”策略对于预防移植后复发展现了怎样的潜力?
刘华颖主任:我们首先对“乘客脐血(passenger cord blood)”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与传统脐血移植不同,乘客脐血并非用于造血重建,而是被视为一种具有广谱抗肿瘤活性的免疫生物制剂。
引入乘客脐血的初衷,是针对部分患者即便接受CAR-T治疗,仍难以达到理想缓解,甚至无法实现MRD阴性的情况。通过对既往病例的分析,我们发现,输注乘客脐血的患者在肿瘤清除、MRD转阴以及无病生存方面,与未输注患者相比呈现出一定差异。
虽然其他中心也有合并输注脐血的报道,但多集中于与干细胞同期或短期内输注。我们在TDH移植平台基础上,采用差异化的输注时间点,旨在进一步增强GVL效应,推动部分高危患者获得更深层次的疾病缓解。
Q4这两项研究为儿童乃至成人难治复发白血病的治疗带来了哪些最重要的启示?您对未来进一步优化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有哪些规划和展望?
刘华颖主任:难治复发白血病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领域,始终是治疗难点。即便儿童 ALL 的整体化疗疗效较好,一旦进入复发难治阶段,预后也会明显下降。我们希望通过更系统、更综合的治疗模式,为这部分患者争取长期无病生存。
从临床路径上,我们将综合治疗理解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移植前深度减负与疾病控制。
通过 CAR-T 免疫治疗、联合乘客脐血,以及全骨髓淋巴结照射(TMLI)等手段,尽可能实现深度缓解并降低肿瘤负荷,为移植创造条件。
第二阶段:以 TDH 为核心的移植平台。
TCRαβ 去除的 TDH 方案可实现更快的造血重建,减少免疫抑制剂负担,并为后续免疫治疗提供更有利的平台。
第三阶段:移植后巩固与复发预防。
在免疫抑制负担较低的背景下,可更早实施预防性 DLI,甚至对部分高危患者探索预防性 CAR-T 等巩固策略,从而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并优化长期结局。
在全过程中,我们会结合疾病类型、基因背景与免疫状态进行个体化调整。基于既往患者数据,我们在本次 ASH 展示的多种整合策略(CAR-T、TDH、乘客脐血等)提示总体无病生存率较同期有明显提升。未来,我们将持续在不同阶段优化关键策略,进一步追求“更高无病生存率、尽可能降低 GVHD 与复发”的长期目标,让更多儿童与成人患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