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颖

刘华颖

  • 副主任医师
  • 高博春富血液病研究院血液三科主任

医生简介

刘华颖医生从事儿童血液病临床诊疗十余年,是国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及儿童血液系统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青年专家之一。她长期专注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淋巴瘤、地中海贫血等疾病的规范化诊疗,并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积累了系统的临床经验。

刘医生先后赴美国希望之城(City of Hope)国际癌症中心、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美国麻省总医院(MGH)学习,系统掌握国际先进的儿童血液病诊疗理念与技术,具备国际化的临床思维与科研视野。

她参与并推动多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及儿童淋巴瘤的临床研究,在儿童CAR-T治疗的适应证评估、治疗流程优化、毒副反应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实践体系。作为2017 年“宋庆龄儿科医学奖”集体获奖者之一,她还担任多个国家级与省级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度参与数字诊疗、靶向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管理、脐带血应用与小儿肿瘤诊疗等领域的专业实践,在推动我国血液病的精准化、规范化诊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业擅长

  • 儿童白血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 儿童淋巴瘤的综合治疗
  • 儿童CAR-T细胞治疗(评估、实施及并发症管理)
  • 儿童地中海贫血等遗传性血液病的规范化治疗
  • 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移植后并发症处理
  • 儿童疑难、复发难治性血液病的多学科综合管理(MDT)

联系方式与位置

办公室电话
400-165-9966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立新管理区台心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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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颖主任:聚焦 CAR-T 桥接移植与“乘客脐血”抗复发新策略

高博医疗集团刘华颖主任,就TDH平台的核心优势、桥接时机把控、脐血免疫调控机制以及整合治疗的未来方向进行解读。

Q1您有两项研究分别聚焦于“TCRαβ-T细胞清除移植(TDH)”,并结合了“CAR-T桥接”和“乘客脐血”两种不同的增强策略。能否请您首先概括一下,为什么选择TDH作为核心移植平台来治疗难治复发性白血病患者?

刘华颖主任:之所以将 TDH 作为核心移植平台,源于我们在临床中始终要面对的三大关键问题——感染、GVHD(移植物抗宿主病)与复发。

在半相合移植领域,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类代表性体系:以 ATG 为核心的“北京方案”、以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为基础的“美国方案”,以及以 TCRαβ 体外清除为核心的“欧洲方案”。我们中心采用的正是第三类,即 TCRαβ 体外清除技术(TDH)。

TDH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免疫磁珠分选进行体外 TCRαβ-T 细胞去除。由于 GVHD 的发生主要由 TCRαβ-T 细胞介导,TDH 可实现 90% 以上的清除率,从而显著降低急、慢性 GVHD 风险,使部分患者移植后无需或仅需极少量 GVHD 预防治疗。

同时,TDH 平台通常能够获得较高剂量的 CD34⁺ 造血干细胞,因此造血重建更快: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植入时间更短,这有助于降低感染发生率,减少血制品输注,降低出血相关并发症(如出血性膀胱炎)风险。

在复发控制方面,TDH 并非“完全去 T”,其在去除 TCRαβ-T 细胞的同时,可保留 NK 细胞与 γδ T 细胞等效应细胞,增强抗病毒及抗白血病免疫。我们也尽量减少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以促进免疫重建并维持 GVL(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

综合来看,TDH 平台在解决感染、GVHD 与复发这三大难题方面具备结构性优势,因此成为我们治疗复发难治白血病的重要基础平台。

Q2在关于“CAR-T桥接移植”的研究中,您提到移植前通过CAR-T治疗使患者达到MRD阴性至关重要。能否请您分享一下,从CAR-T输注到移植“桥接”阶段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和成功关键是什么?

刘华颖主任:近年来,CAR-T桥接TDH逐渐成为治疗复发难治急性白血病的重要策略。相较于单纯依赖CAR-T获得长期缓解,目前更强调通过CAR-T实现疾病控制后,及时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以获得更持久的无病生存。

在这一过程中,移植时机的把控至关重要。桥接移植前,需要确保CAR-T相关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以及感染等。在患者整体状态恢复良好的前提下,应尽早实施移植。

基于中心长期临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40余天通常是较为合适的桥接窗口期。但不同疾病类型存在差异:T-ALL患者在接受CD7 CAR-T治疗后,免疫及造血重建相对困难,因此桥接时间往往需要提前;B-ALL患者的桥接时间相对可延后一些。总体而言,在3个月内完成桥接移植更为理想,具体仍需结合患者个体状况综合判断。

另一个关键在于,移植前应尽可能维持CAR-T的功能活性,使患者处于MRD缓解状态,这对实现长期无病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桥接阶段的主要挑战在于感染管理以及CRS、ICANS等并发症的规范处理,为顺利移植创造条件。

Q3在关于“乘客脐血”的研究中,创新性地在移植前后各输注一次脐带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种设计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从您的研究结果看,这种“双次输注”策略对于预防移植后复发展现了怎样的潜力?

刘华颖主任:我们首先对“乘客脐血(passenger cord blood)”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与传统脐血移植不同,乘客脐血并非用于造血重建,而是被视为一种具有广谱抗肿瘤活性的免疫生物制剂。

引入乘客脐血的初衷,是针对部分患者即便接受CAR-T治疗,仍难以达到理想缓解,甚至无法实现MRD阴性的情况。通过对既往病例的分析,我们发现,输注乘客脐血的患者在肿瘤清除、MRD转阴以及无病生存方面,与未输注患者相比呈现出一定差异。

虽然其他中心也有合并输注脐血的报道,但多集中于与干细胞同期或短期内输注。我们在TDH移植平台基础上,采用差异化的输注时间点,旨在进一步增强GVL效应,推动部分高危患者获得更深层次的疾病缓解。

Q4这两项研究为儿童乃至成人难治复发白血病的治疗带来了哪些最重要的启示?您对未来进一步优化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有哪些规划和展望?

刘华颖主任:难治复发白血病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领域,始终是治疗难点。即便儿童 ALL 的整体化疗疗效较好,一旦进入复发难治阶段,预后也会明显下降。我们希望通过更系统、更综合的治疗模式,为这部分患者争取长期无病生存。

从临床路径上,我们将综合治疗理解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移植前深度减负与疾病控制。

通过 CAR-T 免疫治疗、联合乘客脐血,以及全骨髓淋巴结照射(TMLI)等手段,尽可能实现深度缓解并降低肿瘤负荷,为移植创造条件。

第二阶段:以 TDH 为核心的移植平台。

TCRαβ 去除的 TDH 方案可实现更快的造血重建,减少免疫抑制剂负担,并为后续免疫治疗提供更有利的平台。

第三阶段:移植后巩固与复发预防。

在免疫抑制负担较低的背景下,可更早实施预防性 DLI,甚至对部分高危患者探索预防性 CAR-T 等巩固策略,从而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并优化长期结局。

在全过程中,我们会结合疾病类型、基因背景与免疫状态进行个体化调整。基于既往患者数据,我们在本次 ASH 展示的多种整合策略(CAR-T、TDH、乘客脐血等)提示总体无病生存率较同期有明显提升。未来,我们将持续在不同阶段优化关键策略,进一步追求“更高无病生存率、尽可能降低 GVHD 与复发”的长期目标,让更多儿童与成人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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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CT&CIBMTR 2026|刘华颖主任:儿童R/R ALL OS 90.1%,CAR-T序贯TCRαβ去除半相合移植带来新进展

  2026年2月4–7日,美国移植与细胞治疗学会(ASTCT)与国际血液和骨髓移植研究中心(CIBMTR)联合举办的2026年移植与细胞治疗会议(Tandem Meetings)在美国盐湖城举行。作为全球血液和骨髓移植及细胞治疗领域备受关注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Tandem Meetings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与临床专家,集中展示造血干细胞移植、CAR-T细胞治疗及相关前沿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本届大会上,高博春富血液病研究院刘华颖主任团队的研究成果再次入选大会口头报告,该研究显示CAR-T序贯TDH并联合预防性haplo-DLI的综合治疗策略,可为儿童R/R ALL带来90.1%的总体生存率(OS)。近年来,刘华颖主任团队持续深耕血液肿瘤移植与细胞治疗方向,相关成果已连续三年在ASTCT&CIBMTR大会上发布交流,持续向全球同行系统呈现团队在领域内的探索路径与最新进展。

研究背景

  TCRαβ细胞去除造血干细胞移植术(TDH)是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ALL)儿童患者一种具有潜在治愈前景的方案。移植前达到微小残留病阴性(MRD阴性)与显著降低复发风险密切相关。本研究团队提出一种新的综合策略:在移植前应用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治疗以获得MRD阴性,并在移植后实施预防性半相合供者淋巴细胞输注(prophylactic haplo-DLI),以期降低复发率并改善移植结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纳入2020年12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期间在本中心接受TDH移植的65例儿童R/R-ALL患者。患者中位年龄7岁(范围1–17岁),男:女比例为38:27。22例处于首次完全缓解(CR1)阶段;33例处于第二次完全缓解(CR2);10例处于第三次或以上缓解(≥CR3)。在移植前,55例患者接受了CAR-T治疗并经流式细胞术确认为MRD阴性;10例接受化疗或其他治疗,其中仅1例在移植前为MRD阳性。

  51例B-ALL患者分别接受了单次CD19-CAR-T、单次CD22-CAR-T或CD19/CD22双靶序贯CAR-T治疗;4例T-ALL患者接受了CD7-CAR-T治疗。CAR-T治疗至移植的中位间隔为43天(范围23–380天)。所有患儿均接受完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包括环磷酰胺+氟达拉滨+噻替哌+白消安+ATG-F或ATG。移植物经TCRαβ细胞祛除后,其成分中CD34⁺细胞中位数为27.7×106/kg(范围13.9–114.3);NK细胞中位数为114.8×106/kg(范围34.9–323.6);TCRγδ⁺T细胞中位数为35.1×106/kg(范围11.2–142.4)。

  所有患者均未在移植后接受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性免疫抑制治疗。预防性半相合DLI自移植后中位第+59天(范围41–217天)开始,每月一次,递增剂量1.0(范围0.3–2.7)×105 CD3⁺T细胞/kg。

研究结果

  中位随访29个月(范围0.5–53个月),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恢复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4天(10–27天)与9天(6–36天)。5例患儿出现原发性植入失败,其中4例经再次预处理及二次移植后成功植入。最终共有64/65例患者实现稳定植入。5例死亡,非复发死亡率(NRM)为7.9%;另有5例复发,其中3例接受供者来源的CAR-T治疗后仍存活,累积复发率为9.5%。

  总体生存率(OS)为90.1%,无白血病生存率(LFS)为83.2%。比较处于CR1、CR2阶段与≥CR3阶段患者时,2年时的OS为95.2%、93.9%vs.67.5%(P=0.063);LFS为95.2%、83.2%vs.58.3%(P=0.036);复发率为0%、11.4%vs.22.2%(P=0.036);NRM为4.8%、6.1%vs.21.2%(P=0.313)。

  比较接受CAR-T治疗的TDH移植与未接受CAR-T治疗的TDH移植(针对CR2及以上阶段患者,即≥CR2)时,其2年时的OS为89.1%vs.80%(P=0.645);LFS为83.8%vs.40%(P=0.027);复发率为5.9%vs.60%(P<0.001);NRM为11.9%vs.0%(P=0.5)。

  共50例患者接受了递增剂量的预防性haplo-DLI,其中29例发生I–II级急性GVHD(I级25例,II级4例),1例为IV级皮肤GVHD,另有7例发生慢性GVHD。II–IV级aGVHD和cGVHD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9.1%与12.7%。

研究结论

  TCRαβ细胞去除造血干细胞(TDH)移植能够为儿童R/R-ALL患者提供长期缓解,并伴较低的GVHD发生率。尤其是在移植前经CAR-T治疗实现MRD阴性完全缓解的患儿中,该方案可显著降低复发率、提高无病生存率。

研究者说

  在我们此前的研究中已经证实CAR-T治疗后序贯TCRαβ细胞去除半相合移植(TDH),并在移植后给予递增剂量的haplo-DLI,能够在儿童R/R ALL中有效降低复发风险。TDH在这一治疗框架中,承担着“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一方面承接CAR-T所带来的深度缓解,另一方面通过移植及后续免疫调控,持续诱导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这一思路在早期研究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也为我们进一步优化整体治疗策略奠定了基础。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关注点进一步前移和系统化,重点评估移植前通过CAR-T实现MRD阴性对长期移植结局的影响,并在更大样本、较长随访中验证这一综合策略的稳定性与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未常规使用GVHD预防免疫抑制的前提下,该策略仍可实现90.1%的总体生存率,同时复发和GVHD发生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提示,通过对TDH移植前后关键环节的精细化设计,或可在强化抗白血病效应的同时,兼顾长期生存与治疗安全性,为儿童R/R ALL的移植决策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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