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仅21岁的玲玲（化名）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自那以后，她不得不与长期治疗、频繁复发和身体外貌的变化抗争。十余年来，反复的病情发作让她承受了巨大的身体痛苦和心理压力。尤其在2024年夏天，玲玲的病情第三次严重复发，出现全身明显水肿和肾功能损害，甚至一度被下达病危通知。传统治疗方式已难以控制，她和家人陷入了困境。

从最初确诊到此后十年的治疗，玲玲多次辗转于各地医院，接受过激素、免疫抑制剂以及间充质干细胞回输等多种治疗。虽然病情曾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缓解，但复发总是接踵而至。频繁的入院治疗、反复的病痛折磨，让她对未来充满不安。她坦言，最难熬的并不是治疗过程的艰辛，而是青春年华被病魔掠夺，外貌因药物副作用而改变，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2024年10月，玲玲在病友群体中了解到CAR-T细胞治疗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探索和应用。经过进一步查询和咨询，她联系了高博医疗集团北京高博博仁医院风湿免疫科张亚晶主任。张主任团队在自身免疫病及CAR-T临床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详细评估后，为她制定了CAR-T细胞治疗方案。

在治疗前，医生们对她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充分准备，包括控制水肿、改善营养状况和处理相关并发症。随后，她顺利接受了自体CAR-T细胞回输。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低热和骨髓抑制等反应均在医护团队的密切监护和及时处理下得以控制。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各项关键指标逐渐改善，肾功能恢复，白蛋白水平明显提升，全身水肿逐步消退。

不久后，玲玲顺利出院，回到家中休养。复查结果显示，她的身体状态持续向好，精神和体力逐渐恢复。不到两个月，她已经摆脱了长期困扰她的浮肿和疲乏，面容恢复自然，心态也逐渐轻松。如今，她正在为重返校园、再次站在操场上吹响体育课的哨声做准备。

 

医生点评

张亚晶主任指出，CAR-T细胞治疗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改造患者自身的T细胞，使其特异性识别并清除体内过度活跃的B细胞，从而打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免疫失衡。这为对常规治疗反应不佳的患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玲玲的治疗效果，既体现了CAR-T在自身免疫疾病中的潜力，也反映了团队化、精细化管理对复杂疾病的重要性。

 

*温馨提示

本案例为真实患者的经历分享，仅用于健康教育。CAR-T细胞治疗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是否适合个体应用需要由专业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综合判断。患者朋友应在医生指导下科学就医，切勿自行尝试或盲目跟风。

 

39岁的 Yuri，自2023年起出现骨痛和乏力，随后伴随鼻出血、牙龈出血等症状。经过全面检查，被确诊为 IgA-κ型多发性骨髓瘤，R-ISS分期Ⅲ期，属于高危类型。在当地接受过多轮化疗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虽一度获得部分缓解，但随后病情复发，并出现肿瘤细胞比例上升、复杂染色体异常和髓外浸润，情况十分棘手，当地医生建议他尝试更前沿的疗法。于是，他带着希望，从俄罗斯来到北京博仁医院张亚晶教授团队，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Yuri 入院时，病情已经非常复杂。检查显示，他不仅伴有严重的骨质破坏，还合并肝、胃、脾、胰腺及盆腔等多部位髓外浆细胞瘤，肿瘤负荷极高。面对这样一位病情复杂的患者，治疗中面临诸多难点与挑战：

1.肿瘤负荷重、进展快：核医学全身检查显示多部位浸润，且伴有明显的系统性症状。

2.治疗风险高：既往多线治疗后，患者免疫功能低下、骨髓抑制明显，存在感染和出血风险。

3.CAR-T相关并发症严重：在接受前沿的 BCMA CAR-T与GPRC5D CAR-T细胞治疗 后，Yuri 出现了高热、低血压、心律失常等严重反应，甚至合并了“噬血细胞综合征”这种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可以说，整个救治过程充满了惊险与不确定。

在张亚晶主任带领下，团队为Yuri 制定了多学科全程管理方案：

个体化方案设计：在排除禁忌后，选择两个靶点CAR-T联合前期强化化疗，以最大程度清除瘤细胞。

多重干预控制并发症：面对 CRS，从抗感染到司妥昔单抗、地塞米松、升压药支持等逐步升级治疗，最终成功控制症状。

跨学科协作：心内科、感染科、重症医学团队紧密配合，监测和干预心律失常、低血压、低氧血症等并发症；

全程动态监测，在 HLH 爆发时，及时实施 血浆置换，结合支持性输血、止血和免疫抑制治疗，使炎症风暴逐渐平息，确保生命体征都在可控范围。

一次次险情被成功化解，Yuri逐渐走出了危险期，团队在危重国际患者管理上的丰富经验和应变能力为Yuri度过危险期提供了有力保障。

经过40天的住院治疗，Yuri生命体征平稳，疼痛明显缓解。实验室指标显示炎症风暴得到控制，CART细胞扩增良好，肿瘤相关指标下降显著，已经达到出院标准。

张亚晶主任及团队为他制定了科学的随访与维持治疗计划，帮助他巩固疗效，迈向更长远的康复。回顾这段经历，Yuri 和家人由衷感慨：“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医疗技术，更有一个时刻守护我的团队。”

第 67 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在美国奥兰多举行，集中呈现了全球血液学领域最具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与临床进展。在本届大会上，高博医疗集团张亚晶教授团队共有 4 项研究成功入选 ASH 年会，其中 1 项获口头报告。研究内容涵盖多靶点 CAR-T 治疗策略、复杂毒性的机制学管理以及免疫动力学调控等关键方向，系统展现了团队在 CAR-T 治疗领域的原创探索与国际化视野。本文，张教授从具体研究切入，进一步分享了其对 CAR-T 治疗“从技术突破走向体系成熟”的整体战略思考，为行业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路径。

突破高危髓外病变的治疗瓶颈，序贯 BCMA 与 GPRC5D CAR-T 的整合治疗探索

Q1合并巨大或广泛髓外病灶（EMD）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其治疗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亚晶教授：合并巨大或广泛髓外病灶的 RRMM，是当前骨髓瘤治疗中最具挑战性的亚群之一，其治疗困难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障碍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 “庇护所效应”与物理屏障。髓外肿块通常血供不足，外层被纤维组织包裹，形成药物和免疫细胞难以充分渗透的封闭环境，使传统化疗、靶向药物甚至常规 CAR-T 细胞难以有效到达肿瘤核心。其次是独特而强烈的免疫抑制微环境。髓外病灶内富集调节性 T 细胞（Treg）、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以及多种抑制性细胞因子，进入病灶的 CAR-T 细胞容易快速耗竭，难以维持持续杀伤功能。此外，高肿瘤负荷与抗原逃逸问题尤为突出。在单一靶点（如 BCMA）的选择压力下，肿瘤细胞容易通过靶点下调或丢失实现免疫逃逸，导致疾病快速复发。

从本质上看，广泛髓外病灶的治疗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需要同时破解物理屏障、免疫抑制与生物学进化的系统性挑战。

Q2 DCEP 化疗 + 低剂量放疗桥接 + BCMA&GPRC5D 序贯 CAR-T，这一整合策略的设计逻辑是什么？

张亚晶教授：这项研究的核心理念，是系统设计、分步推进，而非依赖单一强力手段。

第一阶段：桥接治疗——为 CAR-T 创造“可作战环境”。

桥接治疗并非被动等待 CAR-T 制备完成，而是主动进行治疗前的战略准备。DCEP 化疗可系统性降低全身肿瘤负荷，减轻后续 CAR-T 的杀伤压力；低剂量放疗则兼具“精准减瘤”与“免疫增敏”双重作用，不仅破坏髓外病灶的物理屏障，还可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重塑局部微环境，促进免疫细胞浸润，形成远隔效应。

第二阶段：序贯 CAR-T——应对抗原逃逸的时间策略。

针对抗原异质性和逃逸风险，采用双靶点序贯输注策略。BCMA CAR-T 作为先锋，快速清除高表达肿瘤细胞；随后输注 GPRC5D CAR-T，进一步清剿 BCMA 低表达或阴性的残余病灶，从时间维度上实现持续覆盖。

这一策略的本质，是通过桥接治疗优化“战场”，再通过理性的靶点布局完成“持续清剿”，实现时间与空间上的协同打击。

Q3这一策略在临床疗效上取得了哪些关键突破？

张亚晶教授：该整合策略在伴巨大或广泛髓外病灶的 RRMM 患者中取得了具有突破意义的结果。在中位随访 8.5 个月（3–15 个月）时，总体缓解率达到 87.5%，严格完全缓解率为 62.5%。更重要的是，87.5% 的缓解患者实现了髓外病灶的完全代谢缓解，这一结果在既往研究中极为罕见。此外，随访显示患者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缓解，PFS 和 OS 均明显改善；在精细化管理下，整体安全性良好，未观察到非预期的严重毒性。

该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传统被视为“治疗禁区”的巨大/广泛 EMD 人群，构建了一套可实施、可复制、可管理的 CAR-T 治疗范式。

CAR-T 治疗的整体策略观，从“单点输注”到“全周期系统工程”

张亚晶教授指出，CAR-T 的未来不在于某一个“超级 CAR”，而在于构建一套 科学、动态、可解释的全周期管理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三点：

• 策略前端化：通过桥接治疗、多靶点布局实现深度缓解
• 管理机制化：以机制理解指导毒性精准调控
• 全程动态化：以免疫动力学监测实现长期护航

团队正围绕这一体系，为 CAR-T 治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提供循证解决方案，推动其向更安全、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iMCD）是一种罕见且危及生命的淋巴增殖性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与复杂的免疫失衡特征，长期缺乏安全、有效且能够带来持久缓解的治疗策略，仍是临床高度挑战性的罕见免疫介导性疾病。近年来，CAR-T细胞治疗在B细胞恶性肿瘤及免疫相关疾病领域不断拓展应用边界，但在iMCD等罕见淋巴增殖性疾病中的临床探索仍处于早期阶段。

近日，由高博医疗集团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张亚晶主任作为第一作者，北京协和医院段明辉教授作为通讯作者，北京协和医院张路教授及复旦大学/上海雅科生物张鸿声博士作为共同通讯作者联合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Hematological Oncology。该研究系统报道了一例难治性HHV-8阴性iMCD患者接受CD19 CAR-T治疗后获得持续12个月以上无治疗完全缓解，并从机制层面为“B细胞为核心驱动的疾病模型（B-cell–centric model）” 提供了重要临床证据，也为探索Castleman病新的治疗策略带来了新的启示。

 

病例概述

十二年求医未果：长期难治性iMCD患者迎来新的治疗探索

本研究报道一例31岁女性患者，诊断为HHV-8阴性iMCD（浆细胞型/IPL亚型）。病程超过12年，既往接受包括COP、CHOP、沙利度胺、硼替佐米及西罗莫司在内的多线治疗，但均未获得持续性疾病控制。

图1：淋巴结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

HE染色显示淋巴结结构基本保存，可见典型“洋葱皮样”改变，即套区同心圆样增厚

CD138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滤泡间区浆细胞广泛弥漫性增生，提示明显的浆细胞成分增殖，符合iMCD-IPL特征

患者呈现持续高炎症状态（CRP、ESR及IL-6显著升高）、高IgG血症（峰值达68.0 g/L）、全身多发淋巴结肿大及脾大，以及反复系统性炎症相关症状。在标准治疗及抗IL-6通路干预效果有限或不可及的背景下，疾病长期持续活动，提示其可能存在更上游的免疫调控异常机制。

一次共同决策：为何最终选择CD19 CAR-T？

长期反复治疗不仅未能有效控制疾病，也给这位年轻女性的工作、生活及未来规划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充分评估既往治疗史及潜在获益风险后，医疗团队与她围绕多种治疗路径进行了系统性讨论。

可选方案包括IL-6靶向治疗（司妥昔单抗，当前iMCD标准治疗方案，但通常需长期持续给药），B细胞清除治疗（利妥昔单抗，可靶向清除B细胞，但疗效深度及持续缓解时间仍存在一定局限），以及多线化疗及免疫调节治疗方案（患者既往已接受多种方案，疾病控制效果有限）。

患者希望通过一次治疗获得长期无治疗缓解，结合其长期高炎症负荷及B细胞异常活化的疾病特征，最终与医疗团队共同决策，选择CD19 CAR-T细胞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ChiCTR1900025419）。

治疗过程：CAR-T成功扩增，安全性良好

患者在接受标准清淋预处理（FC方案：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后，回输自体CD19 CAR-T细胞：输注剂量为1 × 10⁶ CAR+ T细胞/kg；治疗过程中出现1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仅表现为低热，经对症支持后缓解；未发生神经毒性（ICANS）；CAR-T体内扩增峰值出现在输注后第11天；B细胞清除持续时间为第7天至第198天，整体安全性良好，未观察到≥3级不良事件。

持续缓解：疾病控制与生活质量同步改善

治疗后患者出现快速且持续的系统性改善：炎症指标（CRP、ESR、IL-6）迅速下降并长期维持正常范围，贫血显著改善并逐步恢复，免疫球蛋白水平下降（符合CD19 B细胞清除的预期生物学效应），全身症状完全缓解。

在随访超过12个月时，患者仍维持完全缓解状态，并实现持续无治疗缓解。更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疾病持续缓解，患者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已重新回归正常工作与日常生活。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开始重新规划人生，并积极准备迎接新的家庭生活，目前已进入备孕阶段。疾病带来的长期炎症负担、反复治疗及生活限制得到明显改善，也让她重新找回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机制探索：从B细胞清除到免疫稳态重建

基于连续免疫学监测，本研究观察到CD19 CAR-T治疗后可诱导持续性的外周血B细胞清除，并且该免疫学改变与患者临床缓解过程呈现高度一致性。同时，治疗后全身炎症因子网络（包括CRP、ESR及IL-6等）出现系统性下降并趋于正常水平，提示炎症级联反应呈系统性重建并趋于稳态。

上述结果提示，在该iMCD-IPL亚型中，B细胞可能不仅是炎症反应的下游参与者，同时可能在IL-6等炎症通路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该观察进一步支持“B细胞为核心的疾病驱动模型”，提示CD19 CAR-T细胞治疗或可通过系统性清除异常B细胞群体，实现免疫稳态重建，并促进疾病长期控制。

专家点评：

从一个病例，看见一种新的可能

随着CAR-T细胞治疗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逐步拓展至免疫紊乱及罕见疾病领域，“机制驱动型治疗”正在重新定义复杂免疫性疾病的干预路径。本研究的发表，标志着CAR-T在Castleman病等罕见炎症性疾病中的探索迈出关键一步。

张亚晶主任表示，对于患者而言，这个病例传递的真正信息是：即使是长期难治、反复治疗效果不佳的Castleman病，也仍然值得重新梳理诊断、分型和疾病机制。对于医生而言，它提示我们，未来Castleman病的治疗可能不只是“控制炎症”，而是进一步走向“识别驱动机制、重建免疫平衡”。这正是罕见病研究重要的意义：从一个患者的深度观察出发，发现一种新的可能，也不断推动我们对疾病本质的理解向前发展。

段明辉教授指出，对于一些难治性Castleman病患者来说，关键在于寻找更深层次的免疫系统异常根源，而不仅仅是控制表面炎症表现。这提示未来治疗可能不仅局限于抑制炎症通路，更需要探索如何重建免疫系统平衡。CAR-T疗法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一定潜力，其临床应用仍需基于严格的评估体系与规范化管理，并在经验丰富团队中进行长期随访与动态观察。在此基础上，对于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病情反复的患者，CAR-T为进一步探索新的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方向。未来临床实践仍需结合疾病分型与个体差异，在深入理解疾病机制的基础上逐步优化治疗路径。从长期反复治疗到重新回归工作与生活，这位年轻患者的改变不仅体现了疾病获得持续控制，更让我们看到精准免疫治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潜力。